心战电视剧全集48免费完整版

本文转载自公安法治文学月刊《啄木鸟》

四、牙医诊所

不到半小时，跟踪的侦查员就看见牙医把她送出诊所，一边还叮嘱些注意事项

“达诚牙医诊所”是一家只有一名牙医唱独角戏的小诊所，牙医名叫钱达诚，四十岁，是个自学成才的牙科郎中。旧时做牙医不必凭文凭，也没有执业医师证书之说，第一只要敢想，第二只要敢做，第三须得有患者光顾，那就足够了。钱达诚就是这样，先是在马路边上设小摊头，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再撑一顶遮阳伞，弄一张马粪纸写上“专治蛀牙”什么的，就算是开张了。他在遮阳伞下从十八岁熬到三十六岁，方才买了套门面房开了诊所。凭着长期马路设摊练就的那套水磨功夫，他跟一干邻居搞好了关系，主顾渐渐增多。

不过，跟邻居关系好，也意味着人家会了解自己的情况。不止一个邻居告诉侦查员，他们最近曾见到过一个肤色黝黑、面容狰狞的中年汉子去过诊所。

信息反馈到专案组，王范果断下令：拘捕钱达诚，搜查诊所！

7月日晚，一干侦查员悄然包围了诊所，请一位女邻居以“丈夫急病，请求相帮”为名叫开了门。众人一拥而入，竟有意外发现——那个相貌特征明显的黑大汉也在诊所内。因为天热，黑大汉在后面天井里用门板搭了一张凉床，光着膀子躺在上面。这厮颇为机警，听见动静，一个翻身滚下凉床，从墙边花坛里取出预先藏好的手枪，正推弹上膛时，被率先冲上来的侦查员一拳砸飞。黑大汉身手不错，随即一脚踢倒侦查员，但往下却不敢“有所作为”了，因为此时至少已有三支手枪对准他了。

众侦查员押着钱达诚和黑大汉前往专案二组驻地，当即讯问，不料却是一场空欢喜……

黑大汉名叫齐大梁，江苏盐城人氏，四十二岁，系苏北一带小有名气的海盗，道上字号唤作“黑煞神”，二十多年来作恶多端，血债累累。抗战期间，曾被日伪收编，给了他一个伪军营长的官衔。后来因为跟上司关系恶化，制造了一起灭门血案，把上司一家八口杀光后逃到南京，改名换姓，混进一家国术馆当教习。立稳脚跟后，齐大梁拿着多年打劫得来的钱财挥霍，隔三差五逛妓院，结识了当时尚未从良的蒋琦蓉。蒋贪财，认钱不认人，跟齐大梁厮混了一段时间。抗战胜利后，蒋琦蓉之所以能收回印家巷的房子，也是借了齐大梁的光。

尽管国民政府下令发还原产，但曾经霸占房产的那个汉奸已经将房子租给了好几个房客，那些房客就是赖着不走，蒋琦蓉无可奈何，只得求齐大梁帮忙。齐大梁动用他的江湖朋友登门威胁，才迫使房客们就范。为此，蒋琦蓉对齐大梁特别感激，甚至有了嫁给他的打算。齐大梁还没盘算定当，突然得到消息说他已被列为“江苏省七大双料巨匪”之一（“双料”指的是抗战前是匪盗，抗战时投敌），立马拔腿开溜。在东北、西北混了一阵，三次被捕，都被他逃脱。最近齐大梁又回到南京，想先待上一段时间，歇歇脚，喘口气，有机会就干几票，然后再想办法逃往境外。

抵达南京后，齐大梁先去找了牙医钱达诚。用钱达诚的说法，齐大梁应该算得上是他的“恩公”。他在认识齐大梁之前，一直在马路旁摆小摊头。那时候没有城管，不过警察时常要来训斥或者驱赶，隔三差五他就得装孙子;另外，地痞流氓小瘪三也常来敲诈勒索，时不时得破点儿小财，甚至还有人来拔“霸王牙”——拔了牙不给钱。自从结识齐大梁后，因为警察中有齐大梁的国术弟子，只打了声招呼，从此就一切太平，警察和地痞流氓不但不再骚扰，还时不时给他拉几个客户。他的生意从此越来越好，有时病人来拔牙还要排队。

钱达诚渐渐有了点儿积蓄，想买房子开诊所时，齐大梁再次相助，还垫了一些钱钞。钱达诚尚未把齐大梁垫付的钞票还清，齐已经被列为“双料巨匪”，滑脚开溜了。此刻，齐大梁登门，钱达诚自然热情接待。在他看来，老齐是国民党警察局通缉的，如今国民党政府垮台了，老齐自然也就没事了，只要别再惹麻烦就行。

在牙医诊所住下后，齐大梁又去找蒋琦蓉。他对蒋说了自己准备偷渡赴港的计划，蒋琦蓉马上提出要同行。齐大梁说一起走没问题，但你得把房子卖掉，设法换成黄金，否则这房子就等于是丢了。蒋琦蓉深以为然，却不知应该如何操作。齐大梁让她先把房客回掉，有房客的房子不容易出手。临走时，齐又告诉蒋，他近日住在牙医诊所，有事可去那里见面，但没事不要过来。

其实，齐大梁对蒋琦蓉隐瞒了一件事。他准备把以前的几个海盗弟兄召集过来，一起在南京干上几票，然后再伺机偷渡。由于那几个弟兄都在外地，赶到南京的日子肯定有早有晚，这就存在一个安全问题。旅馆查得紧，不能住;临时租房也有一个提供临时户口的障碍;悄悄猫在钱达诚的诊所吧，诊所太小，进出人员太杂容易引起怀疑。于是，齐大梁就想到了蒋琦蓉的房子。把房客撵走后，就可以悄然住人了，只要不往外乱跑，那幢独门独户的石库门院落绝对安全。

这边蒋琦蓉向房客提出退租后，又想到她得结束跟那三个长期嫖客的关系，免得哪天正好撞到，惹恼了齐大梁，发作起来那就误事儿了，就悄没声地去邮局寄了断交信。哪知，李圣培、陆中民倒还好说，不来往就不来往，那个姓闵的中医却十分难缠，竟然打上门来。说来也怨她太贪财，西瓜芝麻都想抓，结果就挨了人家一顿揍，还进了趟派出所，被迫出了一半钱款。她不服气，离开派出所就直奔牙医诊所，希望老齐能帮她出一口恶气。

齐大梁听她如此这般一说，马上意识到派出所肯定会因此事留下印象，印家巷那边显然已经不适宜作为“集结点”了，得另外设法解决。这个蒋琦蓉太贪财，而且喜欢擅自行动，容易坏事，还是甩开她比较安全。他就糊弄蒋琦蓉说，卖房子的事儿他跟人谈得差不多了，人家买来也是打算出租的，带着房客也无妨，只要能继续收房租就行，所以也就不必要求房客退租了。

齐大梁的反侦查意识极强，生怕蒋琦蓉跟闵玮钧的矛盾会牵连到自己，已经打定主意，尽快物色新的藏身地，哪知这么快就落网了。

尽管抓获了一名榜上有名的刑事要犯，但跟自己肩负的使命没有关系，专案二组的侦查员们空欢喜一场。齐大梁已被移交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侦查员们还得另行寻觅“”案件的线索。

五、甥舅之间

回过头来，再说专案一组的侦查进展。

7月日，专案一组开会分析案情。这个会开得有点儿长，从上午八点一直开到下午三点多。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大伙儿花费这么些时间还是值得的，因为专案一组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改变侦查方向，并获得了专案组长王范的首肯。

原来进行的调查是围绕“”潜入内地后用以藏身和活动（即培训“心战”人员）的地点开展的，现在，大伙儿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决定撇开这个方向，另外寻找突破口——针对敌特方面潜在的受训人员进行调查。

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上海这个城市反特工作的特殊性。当时的上海是全国所有城市中潜伏敌特分子最多也最杂的一个，这当然与上海的地理位置、历史状况以及经济和政治重要性有关。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上海拥有大量的“边缘人员”。所谓“边缘人员”，指的是以下四类对象——

其一是双料分子，即“两面间谍”或“多面间谍”。由于历史原因，早在抗战之前就已有多方的情报特工在沪活动，除了国共双方的以外，还有苏联、共产国际和其他西方国家派遣的。上海解放后，这些特工有的离开中国，有的因历史问题被捕或被审查，有的归口到革命队伍，还有一些虽然不属于我方人员，但曾与我方有过合作，通常都是功大于过，不属于惩处对象。这部分人员不愿接受政府的安排，而是选择自谋出路，流落在社会上，做生意或供职于公私企业等。

其二是脱离分子。这类人员曾是国民党或者其他方面的特工，没有严重罪行，有的在历史上还为中共方面提供过帮助，而且早在解放战争甚至抗日战争之前就已经脱离特工组织，不再跟政治沾边。上海解放后，政府方面一时腾不出手跟他们坐下来“回忆往事，清点功过”，暂时任他们该干啥还干啥。

其三是自首分子。此类对象通常犯事不大，属于敌特组织中的小角色。上海解放后，他们主动前往公安机关登记，因罪行较轻，又属于自首性质，暂不予追究。

其四是嫌疑分子。这类人员曾经为敌方出过力，甚至直到上海解放前夕还有特务活动，已经是我方暗中监控的对象。

众侦查员认为，“”潜入内地进行“心战”培训，其受训对象中的绝大多数肯定是公安机关不掌握的潜伏敌特分子，但不排除敌特组织临时物色一些他们认为适合拉拢的对象参加培训。根据以往破获的敌特案件来看，其潜伏使命中通常都有一项“发展成员，壮大队伍”，所以借培训之机拉“边缘人员”下水的可能性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存在的。毕竟，他们相互之间可能相识，甚至以前曾共过事，抑或是上下级关系的也有。从另一方面分析，上述四类“边缘人员”中的第四类，即那些已被我方留意的嫌疑分子，有可能恰恰被敌特组织选中接受“心战”培训。因此，查摸这些“边缘人员”，就是目前寻找“”踪迹的一条有效途径。

定下新的调查方向后，专案一组随即作了具体分工，一干侦查员忙碌了四天，7月日汇总情况，一共查摸到十六名被认为符合条件的“边缘人员”。随即对这十六人的情况逐个进行分析，经过再次筛选，定下了七个重点调查对象。这一重点调查，焦点就集中到了其中一个名叫丁大有的调查对象身上。

说起丁大有，就不能不提他的舅舅屠兰盛。没有屠兰盛提供情况，侦查员也不会那么快发现嫌疑对象。

屠兰盛是浙江宁波人氏，时年三十三岁。他原是江南造船所（新中国成立后改称江南造船厂）的一名钳工，抗战爆发那年正是二十挂零血气方刚的当儿，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展为地下党员。年初冬，皖南事变前夕，屠兰盛忽然接到组织上的通知，说他的身份已经暴露，命其火速离开上海，前往皖南茂县新四军军部待命。组织上本来是准备将其安排到枪械修理所工作的，因为他既是钳工又是党员，容易跟那些技工师傅（属于军方雇佣人员，并非新四军军人）打成一片。可是，屠兰盛在辗转前往皖南的途中，穿越日寇封锁线时被敌人发现，交通员牺牲。这样，屠兰盛就跟组织上失去了联系。当然，他的目的地是明确的——安徽茂县新四军总部。

屠兰盛还是认定方向直奔皖南，可他的运气实在太差，半路又遇上了国民党第二十三集团军上官云湘部，当即被强征当了挑夫。排着队挨个儿从卡车上卸子弹箱时，旁边另一辆卡车抛锚，几个士兵修了半天也修不好，汽车团一名军官骂骂咧咧抄起扁担就要揍人。屠兰盛看不下去，便出言指点。人家按他的指点一试，引擎竟然立马就能发动了。那时候，别说像屠兰盛这种大上海著名大厂出来的钳工了，就是穿街走巷磨刀补锅的匠人都被看作技术人才，因此屠兰盛马上就引起了军官的重视，随即强令“光荣入伍”，而且立刻就是上士军衔，专门负责修车。

初时屠兰盛还惦记着找机会逃跑奔茂县，但不久就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不知去向，他也就死了心，寻思先留下再说吧。一年后，“军统”首脑戴笠在进行一年一度的“战地视察”时，途经二十三集团军驻地，座驾出了问题，向部队求助，汽车团指派屠兰盛去排除了故障。戴笠向他表示感谢时跟他聊了几句，得知他来自上海，且是浙江人，心里就留下了印象。不久，屠兰盛接到通知，让他去重庆“军统”局报到。这时的屠兰盛，早就打消了寻找组织的念头，接到命令立刻动身。他估计，到了重庆八成还是让他去修车。哪知，戴笠不仅是看中了他的技术。他是上海人，熟悉上海的情况，又有技术作掩护，是从事地下工作的绝佳人选，而且，“军统”上海区行动特工的武器一旦发生故障，也好让其修理。就这样，屠兰盛在重庆加入了“军统”，经过简单培训，就被派到了上海。

抗战胜利，“军统”裁员，屠兰盛拿了一笔退伍费离开，还干他的老本行。不过不做钳工了，而是在北京路开了一家五金店铺，生意还过得去。上海解放后，屠兰盛遵照市军管会的通令，前往公安局登记。接待人员让他回家写一份自传材料，屠兰盛只有小学文化，花了一个星期方才完成。材料交上去后，没有下文，没人来找他，他也就定下心来继续做他的五金店老板。

不久，北京举行开国大典，新中国宣告成立。此后，时不时有人找上门来了，都是找屠兰盛外调的，有调查敌特情况的，也有中共组织部门审查干部时向他了解当时地下党某人的情况的，总之，都是别人的事儿。忽一日，又有两个政保侦查员来找他，问的内容却是跟他有关的。

“有一个叫丁大有的人你认识吗？”

屠兰盛说：“他是我外甥，哪有不认识的道理？怎么，他有什么事儿了？”

丁大有只比屠兰盛小一岁，但确实是屠兰盛的亲外甥，这种情况在那个年代司空见惯。侦查员问屠兰盛是否曾介绍丁大有参加“保密局”特务组织。屠兰盛说没有。对方追问：“没有？你再想一想！”

“真的没有！”

侦查员二话不说就掏手铐，屠兰盛慌了，要求让他再想想。想来想去没有结果，就要求对方“稍微提示一下”。对方说了三个字——姜青甫。这一说，屠兰盛终于想起来了。

姜青甫是他在“军统”时的同事，是个收集情报的小特务。抗战胜利后，屠兰盛离开“军统”，姜青甫则继续干特务。“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姜青甫晋升为少校。大约两年前的一天，屠兰盛在外滩偶遇姜青甫。许久不见，自是要打个招呼叙叙旧。姜青甫邀请屠兰盛去外白渡桥畔的礼查饭店喝咖啡，闲谈中，得知屠兰盛的外甥丁大有在交通大学做技工，就说想见见丁大有，交个朋友。屠兰盛干过几年特务，知道对方可能是想收集交通大学的什么情报，便把丁大有的地址给了姜青甫。之后，他再也没见过姜青甫，跟丁大有当然一年会见几次面，不过早把这件事抛诸脑后，也不知后来姜青甫是否去找过丁大有。

现在，政保侦查员为这事找上门来，那说明丁大有十有八九已经被姜青甫发展为“保密局”特务，而且可能还在活动。想明白这一点，屠兰盛更不敢隐瞒，一五一十把上述情况和盘托出。那二位问：“丁大有前年离开交大，去戏院干电工了，这事儿你知道吗？”

屠兰盛说：“这个我是知道的，他还没去的时候我就听我姐姐说了。”

“我们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你，丁大有是有问题的。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丁大有为姜青甫收集过交大学生运动的情报。至于他是否加入了特务组织，我们还在调查。”

屠兰盛暗忖，对方告诉自己这些情况是什么意思？肯定有什么目的吧，而且多半跟自己有关。于是，看着对方不吭声，静候下文。果然，对方接下来就摊牌了，先说题外话：“你历史上有问题，不仅是参加‘军统’的问题。当初过封锁线时，那个交通员一共护送了四个人，怎么只有你一个人活着？这里面有没有问题，还要继续调查。所以，我们随时可以把你拘捕，而且可以一直关着，你信不信？”

那时候对于人犯羁押没有法定期限，“一直关着”的现象确实存在，屠兰盛也听说过，所以点头表示没有异议。然后，对方又说：“不过，我们并没有把你一棍子打死的打算，还是想给你将功补过的机会，就看你是不是愿意争取了。”

屠兰盛自是点头如鸡啄米。对方这才道明来意，让屠兰盛利用亲戚的便利条件对丁大有进行秘密监视，具体注意哪些方面，屠兰盛当过特务，都不必侦查员交代。此后，屠兰盛每隔十来天，就给侦查员写一份监视报告，详细记录丁大有的动向。

就这样，屠兰盛成了政保处的耳目，他也比较乐意做这件事。第一并不吃力，也不会影响他的生意;第二可以保全自己。最近他不断听说上海解放伊始去公安局登记的那些有历史问题的主儿陆续被捕的消息，其中有的还不是像他这样正式参加了特务组织，只不过是因为朋友关系偶尔为特务组织提供了帮助。他担心，如果不照政保民警说的做，只怕也逃脱不了吃牢饭的命运。

如今，专案一组的线索就来自屠兰盛的监视报告。

五天前，屠兰盛从姐姐屠兰菊（即丁大有之母）那里得知，在戏院干得好好的丁大有忽然跟老板闹翻了，要辞职。当时，许多厂家商铺的经营者对中共政策缺乏了解，担心被没收财产，其中也颇有一些人曾跟国民党、日伪方面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因此，都在上海解放前夕变卖资产，跑到海外去了，由此导致上海解放后社会上的失业情况比较严重。像丁大有这样捧着戏院电工的饭碗，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许多人羡慕都来不及，可他却吵着要辞职，不要说丁大有的母亲，就连屠兰盛也不免大吃一惊。不过，当过“军统”特务的屠兰盛随即就怀疑其中可能有什么特殊原因。正好姐姐托他劝劝这个外甥，他就借着这个机会跟丁大有聊了聊，得知了丁大有跟老板闹翻的原因。

不久前，丁大有向老板请两个月的假。老板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连问两遍确认自己没听错，丁大有说的是两个月而不是两天，立马拒绝。为什么呢？戏院的照明通风、放映设备、舞台灯光最为要紧，马上要进伏天了，几乎天天都要跳闸，电线也时不时烧焦，这都得靠电工来撑着。若是请两天假，那还可以商量，临时从其他戏院请个电工客串一下，请两个月的假，那不是让老板坐蜡？老板坚决不准假，丁大有就动了辞职的心思。

屠兰盛当然要问问外甥请两个月假想做啥。丁大有支支吾吾，说朋友请他临时去帮忙，报酬开得蛮高的。再问下去，外甥就不肯透露了。

第二天，屠兰盛又去了姐姐家，听说丁大有主意已定，先做临时工，顺带着另外物色饭碗。使他不解的是，姐姐和外甥媳妇竟然默认了，不再唠叨，也不再请他出面“劝劝大有”了。如果屠兰盛到此为止的话，可能也就无法为专案一组提供线索了。可是，这个情况对于曾当过特工的屠兰盛来说，几乎不假思索就觉得反常。他不再向一脸神秘兮兮的外甥媳妇和姐姐打听，出门直奔董家渡。

去董家渡干什么？找姐夫丁中耕。丁中耕已年过六旬，干了四十多年账房犹觉不够，还在一家南货批发行发挥余热。老头儿嗜酒，每餐都要喝二两。屠兰盛赶到董家渡，佯称办事路过，正好请姐夫去饭馆吃午饭。丁中耕有机会喝一杯，自是乐意。两人边喝边聊，屠兰盛终于从丁中耕的嘴里套出了外甥辞职的原因——丁大有在外面接了一个活儿（具体是什么活儿老头子也说不清楚），为时两个月，对方一次性支付了三百万元的报酬。

旧版人民币三百万元，相当于新版人民币三百元。不过，按上海解放初的物价，三百万元可以买一套位于上海市区、面积在六十平方米上下的二手房（平房），相当于丁大有在戏院打工近一年的薪水。屠兰盛闻听之下，顿时一个激灵。丁大有有几把刷子他最清楚了，充其量不过是接接电灯线修修放映机，这种活儿对江南造船所出来的钳工屠兰盛来说太过小儿科了，什么人会出如此高薪临时聘用这主儿？他马上就联想到了外甥的敌特嫌疑，于是把上述情况原原本本写进报告，送交市公安局政保处。

专案一组排查到这个情况，立即对丁大有产生了兴趣。一干侦查员讨论下来，最后的结论是，当初姜青甫通过屠兰盛认识丁大有后，利用丁在交通大学的便利收集有关学生运动的情报，当然是支付了报酬的。但是，丁大有并未参加特务组织。

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丁大有当初参加了特务组织，上海解放后，“保密局”完全可以派人来与其续上“组织关系”。这是由不得丁大有愿意不愿意的。根据“保密局”的前身“军统”创始人戴笠定下的规矩：一旦加入团体，只要未获准离开，终身不得脱离;否则，将执行“纪律制裁”。“保密局”只需派人找到丁，命令其“归队”，他就得乖乖跟着走。不然的话，客气点儿的，一纸检举信附上当年领取报酬的字条寄到上海市公安局，不客气的那就直接“纪律制裁”了。

一般情况下，特务津贴是按月领取的，底层小特务的津贴通常不会很高。如果丁是在册的特务，无论是否支付报酬，上级特务组织安排他干什么活儿，他都必须执行。可是如今，丁大有一次性获得了三百万元的报酬，这说明丁大有充其量不过是“保密局”的外围人员。

再往下分析，对方给了丁大有这么多钱，要让他干什么？从为时两个月这一点来看，跟“”潜入大陆执行的使命是沾得上边的。那么，对方拉拢丁大有，具体安排他做什么活儿呢？根据丁大有的经历及其掌握的技能，侦查员们认为可能跟“心战”培训有关。估计“”的授课方式不单单是空口白话，还会采用幻灯、小型电影放映机、播放录音等方式加强效果，而这些设备无法直接携带入境，也不适宜在内地搬来运去，所以，会通过“就地取材”的方式来解决。物色丁大有，就是出于这种需要。

综上，专案一组认为，这个丁大有是一条相当有价值的线索。

一组组长徐三友向王范汇报了上述情况，请示对丁大有的调查采取何种“规格”，即整个儿一组人马全部扑上去呢，还是只动用部分侦查员，剩下的人继续从其他方面寻觅线索。王范与徐三友商量下来，最后决定，为稳妥起见，先指派三名侦查员调查丁大有;如果查下来发现确实跟“”案件有关，那就把一组的力量全部压上去。为便于即将开展的调查，王范通知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让那两个原负责联系屠兰盛的侦查员，即刻起将该耳目移交专案一组。

侦查员蔡鸣、老谢、小祝受命对丁大有进行秘密调查。7月日晚，三人悄然约见屠兰盛，要求他从次日起，找个借口尽可能抽出较多的时间协助专案组工作。屠兰盛说这好办，我有高血压的毛病，就说不舒服需要休息几天就行了，以前也常有这样的事儿。

次日上午，屠兰盛把五金店的生意安排了一下，接着，去南京路的老字号“沈大成”买了些卤菜、皮蛋，拎着去了姐姐家。这天是星期日，姐夫丁中耕不上班，正好一起喝酒。饭后，姐姐屠兰芳说昨晚太热，大家都没睡好，“打个中觉”，睡一会儿吧。那天，丁大有不在家，其妻带着两个子女去娘家了，屠兰芳便把弟弟安排在丁大有的房间里午睡。

对于屠兰盛来说，这正好是一个机会，可以看看外甥的房里藏了些什么。四处察看了一阵，没有什么发现。正要上床，脚跟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低头一看，是床底下的一口木箱。屠兰盛是姐姐家的常客，因为是能工巧匠，时常被爱好无线电的外甥缠着，帮外甥设计制作各种外壳、线路板一类的玩意儿，这口木箱就是用来盛放此类物件的。不过，平时这个木箱都是摆放到位，上床时脚后跟不会碰上，今天位置有些靠外，看来外甥是动过这口箱子了。屠兰盛干过特务，心眼活，马上打开来查看，发现少了一样东西——一个便携式工具箱。

屠兰盛对这个工具箱的印象很深，那是他刚经营五金店时从两个美国水兵那里收购的。当时二战刚刚结束，黄浦江上停泊着美国军舰，水兵们常常把舰上的物资偷运上岸卖给市民。这口便携式工具箱只有寻常红十字医药箱那样大小，内盛多种精巧、轻便的五金工具，是为舰上的救生舢舨专门配备的，市面上根本见不到。屠兰盛买下后，正好丁大有去五金店，见之赞不绝口，屠兰盛就送给外甥了。现在，这个工具箱不在了，显然是丁大有拿出去了。

午睡过后，屠兰盛和姐夫坐在后院葡萄架下喝茶聊天，问及丁大有的去向。丁中耕说是今天早上出去的，没说去哪里，手里提着个包袱，看上去沉甸甸的。屠兰盛寻思，那就是那个工具箱了，于是又产生了疑问。这个军用工具箱极为坚固，即使从十米高处跌落也不会摔坏，密封也好，沉到海底也是滴水不进，而且携带方便，可拎可背。丁大有如果是正大光明地去给人干活儿，完全可以直接拎着工具箱出门，何必多此一举在外面包块布呢？看来，他是不想让人发现他拿着工具箱出现在公众场合。什么活儿需要这样藏着掖着？其中必有问题啊！

六、杀人灭口

傍晚，屠兰盛把上述情况向侦查员作了汇报。侦查员要求他继续留意，尽快弄清楚丁大有的去向。

次日，屠兰盛先去了姐姐家，又跑到董家渡南货行，屠兰芳、丁中耕夫妇也好，外甥媳妇也好，都没有透露丁大有去了哪里，只说他昨晚十点多才回来，今天一早又出去了，出门时打了招呼，说今天如果活儿干得晚就住在外面了，不要等他。

屠兰盛从专案一组侦查员那里接到的指令是每日必报，有情况随时报告。中午，屠兰盛就给侦查员打了电话。专案一组立即派员前往丁宅附近暗中监视。果然，丁大有这天晚上没回家。

7月日，对丁宅的监视还在继续。侦查员们原以为丁大有当天即便回家，怎么也得是傍晚，哪知午前丁大有就坐着一辆三轮车回来了，下车时手里并没有提着屠兰盛所说的那个工具箱，而是拎着一个纸板箱。侦查员吃不准这是什么路数，想让屠兰盛去探问，又担心屠兰盛去得过于频繁引起怀疑。于是，另外想了个办法，找到丁大有原供职的那家戏院，向管事施定邦亮明身份后请其协助，编个理由前往丁家探看情况。施定邦连连点头：“其实您几位不来，我也要去找他的——最近戏院里连续断电，老板头都大了，让我去挽留他呢。”

施定邦平时跟丁大有并无交往，此番过去，只探听到丁大有是从苏州回来，带回来的那个纸箱子里装的都是些苏州特产，如虎丘菊花、卤汁豆腐干、糖藕、枣泥麻饼之类。丁大有还送了两盒豆腐干给施定邦。施要把豆腐干交给侦查员，蔡鸣说你拿回去吧，不过让我先拍几张照片。

至此，丁大有的行踪简直到了扑朔迷离的程度。这家伙到底去了哪里？跟什么人接触？干的是什么活儿？一组组长徐三友获知情况后，批评了负责监视丁大有的三个侦查员，说你们应该一接手就监视丁大有的，否则我们不会这么被动。好在丁大有的工具箱还没拿回来，说明他还会出去，届时一定要盯住了。

正说到这里，忽然传来消息，丁大有突患急病，昏迷不醒，家人已叫来救护车，将其送往附近的铁路医院去了。徐三友曾在部队保卫部门、根据地公安系统干了十来年，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当下心里就“咯噔”一下：完了！这必是杀人灭口！

后来查明的情况诚如专案人员所估料的，国民党“保密局”少校特务姜青甫当初通过屠兰盛的介绍认识丁大有之后，并未将其发展为特务，只是让丁帮着收集了几次学运的情报。每次提供情报后，姜青甫都付给他一笔酬劳，让他打个收条。收条由“保密局”专门印制，式样都是统一的竖式排版，右侧是“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财政收据”，中间填写金额，左下则是领款人的签名、指印以及日期。丁大有没有想到，这几张收条竟然成了“保密局”潜伏特务要挟他的依据。

上海解放后，姜青甫已经不知下落，去戏院电工间找丁大有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健壮男子，见面后很客气，说久仰丁先生大名，不知今晚散场后是否有空，我请先生去宵夜。丁大有根本不认识对方，一时有些迟疑。对方轻轻说出了姜青甫的名字，丁大有便知道他是什么人了，心下便惴惴不安。

当晚，那个自称姓曹的男子请丁大有喝酒，席间说最近有点儿小事想请他帮忙。丁大有问什么事，对方答称：“做你的本行，无非是把一些零部件拆拆装装，活儿不多，你肯定应付得来。”见丁大有犹豫，对方不紧不慢地说，“我们尊重丁先生的选择，绝对不会强迫你做什么的。来，我给你看一件东西。”说着，就把情报费收据的照片亮了出来。“我们只要把这照片寄往上海市公安局，你的自由生活就结束了，是不是？”

就这样，丁大有乖乖就范。

这个姓曹的真名叫罗胜冠，是“保密局”潜伏在上海的“东南第一特种工作室第三组”组长。此次，罗胜冠接到密令，要求该组负责为代号“”的“心战专家”提供工作、生活和安全方面的保障。“第三组”连罗胜冠在内一共有七名特务，分布于上海、苏州、南京三地。罗胜冠接到指令后，即召集六名下属赴沪，密议如何完成该项使命。这时，罗已收到“保密局”从香港汇来的折合人民币五千万元的活动经费，说经济上不必考虑，只要完成使命，钱花光了还可以要求追加。

七名特务反复计议，认为最好还是把“”安置在上海比较稳妥，因为上海地广人杂，容易隐藏，便于活动。罗胜冠便让手下寻找场所，找了三天，最后选定了手下特务金大喜的一个亲戚在长宁区业已停产的工厂。这时，罗胜冠又收到已经潜入广州的“”发来的密函，说其授课设备中的一架便携式小型幻灯、电影一体放映机因故未到，广州无处购买，要求“第三组”为其准备，有购则购，没有出售则须迅即购置零部件自行装配。

罗胜冠派人跑遍了上海滩所有出售相关设备的店家和旧货摊，别说什么一体机了，普通的电影放映机连旧货都没有，幻灯机倒是有出售的，不过需要凭证明。没办法，只好设法装配了。这方面，“第三组”的特务都是外行。罗胜冠突然想起，一年多前他奉命留下潜伏时，上司交给他一份材料，说是“准备扩大组织发展对象时可作参考”，材料中有一个名叫丁大有的原交大校工，后跳槽到戏院负责维修电路及放映设备。罗暗忖此人应该能够胜任，遂决定让丁大有“归队”。丁大有经不住威胁利诱，半推半就地成了“第三组”的一名新成员。

丁大有被拉下水后，按照指令跑了中央商场和几家旧货店铺，采购了拼装电影放映机的零部件，然后辞去戏院的工作，前往罗胜冠指定的一处密点（并非“”栖身和授课的工厂）安装调试。头天，丁大有携带工具过去，忙碌到晚上。他原本是可以不回家的，但因为忘记带万用表了，只得往家里跑一趟。当晚回到家，从床底下的那口木箱中取万用表时，发现他在木箱上做的暗记已被人动过了，不禁大吃一惊。询问母亲，得知白天舅舅屠兰盛曾来过，饭后是在他的房间里午睡的。丁大有松了口气，以为是舅舅上床时无意中踢到了箱子，也就没再当回事。

7月日上午，丁大有赶到密点继续干活儿。当晚，和罗胜冠共进晚餐时，罗随口问起昨晚他回家后有什么情况。如果丁大有不说床底下的木箱被动过的细节，他还不至于丢掉性命。可是，他却毫不在意地说了此事。罗胜冠是老特务，对此类细节有一种职业性的警觉，当下就打听丁大有的舅舅是怎么一个角色。按辈分丁大有是屠兰盛的外甥，按年龄却只差一岁，两人的关系更像兄弟，因此对屠兰盛的经历知道得比较多，就详细介绍了一下。罗胜冠不动声色，内心其实已经绷紧了弦，佯装无心地问了问屠兰盛的近况，得知这个有着“疑似革命叛徒”和“军统特务”双重罪名的家伙竟然没有被公安局拘捕过一天，马上意识到不妙。于是，丁大有的生命之路也就走到头了。

罗胜冠于特工这一行经验丰富，根本不敢心存侥幸，更不打算也没时间对丁大有所说的情况作一个外围调查什么的，当即决定灭口，宁可另行物色装配电影放映机的人员，也不能留下这个隐患。晚饭后，他把丁大有送到临时住宿点，又沏了两杯咖啡，和丁大有边喝边聊。咖啡里掺进了美国生产的间谍专用毒药，这种毒药可麻痹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导致心脏停搏，致命时间长短根据人体摄入的剂量而定。被害人死亡后，即使进行法医检验，也难以确定到底是因突发心脏病还是中毒致死。罗胜冠给丁大有下的药量，是算准在服药后的二十小时左右发作的。离开临时住处，罗胜冠立刻命手下前往外滩附近的市电报局，给苏州的特务下属发了一份加急电报，命其必须在第二天上午十点前携带一些苏州土特产抵沪。

次日上午，丁大有继续干活儿。十时许，罗胜冠来了，带了一箱苏州土特产，说今天工作暂停，让丁回家待命，并把这些苏州土特产带回去，对家人说昨天去了苏州，住了一宿，这些东西就是在苏州买的。至于几时再来，在家里等候通知，这几天不要出门。丁大有多少也有一些特工的经验，知道这当儿什么都不能问，服从就是。罗胜冠给丁大有叫了一辆三轮车，预付了车钱，两人客客气气道别。当然罗胜冠心知肚明，丁大有这一去，就是来生再会了。

上述情况，专案一组的侦查员此刻当然不会知道。获悉丁大有猝死，自是大吃一惊。侦查员们都并非初出茅庐的雏儿，他们的估计和一组组长徐三友一致——这人死得太突然，十有八九是被灭口的。徐三友召集大家开了个短会，下令兵分两路，一路调查丁大有的死因，另一路调查丁大有所谓“去苏州”的具体情况——去苏州干什么？下榻何处？会见了什么人？

徐三友率刘兴昌、老谢、小唐、小贾前往铁路医院了解丁大有的死因。他们过去的时候，市局派来的法医已经赶到。徐三友以前曾主持调查过十数起命案，他做事风格细致，每次都要陪同法医一起检验，一边看一边还问长问短，因此对尸检也能说得出若干道道，寻常法医糊弄不了他。这次当然更是重视，拿着照相机守着解剖台，一边看法医操作，一边拍摄照片，还吩咐一旁的侦查员做记录。

可是，当时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周年，中国公安机关的检验技术和设备与西方还颇有距离，法医已经尽其所能了，最后得出的结论依然是心肌梗塞。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从理论上来说，可以是疾病，也可以是药物。法医对死者的血液进行了化学鉴定，但现有的试剂检测不出有毒成分。

与此同时，另一路侦查员万国伟、老丰、老林、小祝赶到丁家，对丁大有全家包括大人孩子在内分别询问，还走访了多家邻居，均未发现可疑迹象。

这时已是晚上九点，但侦查员们还没有收兵的打算，临时凑在一起议了议，认为可以从丁大有午前带回家的那些苏州土特产上面寻找线索。

由于天热，寻常市民家又没冰箱，所以丁家下午已经把丁大有带回的土特产中容易变质的如卤汁豆腐干、糖藕什么的分送邻居品尝，还留着适宜保存的桂花米花糖、枣泥麻饼、奶油瓜子、蜜饯等，基本原封不动。这些食品都被侦查员收拢在一起进行检查，还把已经扔掉的包装纸或包装盒全部回收。

当晚，侦查员对如何调查丁大有赴苏州的情况进行了讨论。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基本可以排除乘汽车前往苏州的可能，那就只有搭乘火车或者轮船。从时间上看，乘轮船可以排除。因为当时的内河小火轮从上海驶往苏州要十二个小时，晚上七点从上海曹家渡出发，到苏州阊门终点站是次晨七点;而苏州开往上海的轮船则是早七点启航，当晚七点到达。所以，丁大有是不可能搭乘内河轮船往返上海和苏州的。那么只有搭乘火车了。当然可以到火车站去调查一下，但侦查员寻思基本上希望不大。

另外还有一个调查思路，就是通过那些土特产进行查摸。侦查员们认为这个方法虽然很费力气，但比较靠谱。于是，连夜对那些土特产的包装进行分析，还拿出了下午拍摄的丁大有送给戏院管事的那两盒豆腐干的照片一起察看比对。那时的商品是不注明保质期的，也没有生产日期，甚至生产厂家、地址也没有。所以，侦查员没法儿分析出这些商品是由哪家工厂或者作坊生产的，又是从哪家商店购买的。

好在，侦查员在那几张卤汁豆腐干的照片上终于有所发现。包扎豆腐干的纸绳颜色有深浅之分，很有规律，寸许一段，均匀分布。因为是黑白照片，不能判断那是两种什么颜色，不过，这跟当时市面上常见的淡褐色纸绳毕竟是有区别的。侦查员由此猜测，会不会是某家商店独特的包扎纸绳呢？

这时已是午夜，但侦查员还是立刻出动，前往丁家及其邻居家，分别提取那些苏州特产上的包装纸绳。几种商品的纸绳是一致的，都是粉红和墨绿相间。

7月日，专案一组派员前往苏州。当时公安局装备简陋，专案一组只配备了一辆两轮摩托车、三辆自行车，这当然解决不了问题。经请示，临时调来了一辆中吉普，载上五名侦查员，一路颠簸了两个多小时方才抵达目的地。下车先去车站派出所，请他们出面跟车站工作人员联系，询问站台工作人员和流动小贩，昨天上午是否有貌似丁大有那样的男子出现过，是否有人送行，等等。能问的都问遍了，没有结果。

这是侦查员意料之中的。接着，侦查员抄下了苏州到上海的所有列车时刻，又开着中吉普前往市工商局，要求协助查明这种红绿相间的包装纸绳是哪家商铺使用的。工商局打电话请来了几个行业协会的老法师，他们一看纸绳，一致说这种纸绳全苏州只有一家商号使用——观前街上的“余兴隆”。

“余兴隆”的全称是“苏州余兴隆土特产商行”，专门出售苏州各类土特产，在旧时的江南地区比较有名气。这家老字号的经营颇有特色，第一是进货渠道正宗，每样土特产都有出处，拍摄了照片悬挂在墙上;第二是买卖公平，打出两个“无欺”的牌子，曰童叟无欺、贫富无欺，做成牌匾悬挂在店门口;第三是商品价格比同行略高，但保证质量，顾客不满意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退换，店方不会拒绝。

这样的商号，店员的职业素质自然也不低。侦查员登门访查，一亮纸绳，一出示照片，店方接待的账房先生马上说：“这种纸绳、这种捆扎手法（原来‘余兴隆’捆扎商品的手法跟其他商店也不同）确出自敝号。”

侦查员又问近一两天是否有人前来购买过一批品种、数量都不算少的土特产。账房先生立刻点头：“您说的定是昨天上午的第一笔生意了。当时敝人还没到店，是店员直接收的款，敝人到店后，店员立刻把货单和钱款交到账台了，因此我记得很清楚。至于具体是什么样的顾客购买的，那得问经手的店员老顾。”

老顾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店员，据他说，昨天上午一开门，就来了一个三十五六岁的男子，瘦高个儿，戴眼镜，穿着短袖衬衫和西装短裤，手里拿着一把黑色折扇，看样子像是个文化人，说一口苏州话，说要买一些本地土特产送人。这时，商行刚把当天进的货如卤汁豆腐干、糖藕什么的往店堂货架上摆放，那人就随意挑了若干。然后，又在另一侧货架上选了菊花、米花糖、麻饼等，让一并装在一口纸板箱里。这些东西分量不轻，店员正想问是否让店里的学徒给拎到前面街口的公交车站时，那人一手便提起纸箱，轻松出门而去。几个店员纷纷议论，说这位先生可能是会功夫的，看上去瘦弱，力气却不小。

中午，侦查员去了公园茶室，买了面包，又沏了一壶茶算是午餐，边吃边分析案情。

“余兴隆”的店面格局是江南常见的那种，外面是围墙、石库门，进门是一个天井，穿过天井才是店堂。所以，店员只看见那个“眼镜男”拎着纸箱走出店堂，穿过天井再出石库门，并不知他出门后是坐车还是步行，以及是往哪个方向去的。这就需要侦查员判断了。

当时是上午九点十分左右，而两个小时后，这箱土特产已经到了上海的丁大有家里。从苏州到上海北站，火车需行驶一小时零五分。从观前街到火车站有四五华里，乘坐三轮车最快也要十分钟时间，再加上排队买车票、进候车室、检票等，不管丁大有当时是在车站等候还是就在“余兴隆”门外待着（根据店员的描述，那个“眼镜男”的外貌与丁大有相去甚远，应该不是同一人），他也得坐九点四十分之后的那趟火车。侦查员看了时刻表，九点四十八分、五十三分各有一趟从北方开来的火车会在苏州站停车上下客。再往下就是十点钟以后了，可以不考虑。

这就是说，丁大有乘坐的肯定是这两趟车中的一趟。一小时后列车抵达上海，丁家离北站坐三轮车只需不到十分钟，那就跟专案组监视人员目睹他在十一时许拎着纸箱进家门合得上了。所以，“眼镜男”也好，丁大有也好，从“余兴隆”出来之后，只有乘坐三轮车、黄包车才赶得上九点四十分左右的火车。调查方向也随之而定：向苏州这边的三轮车、黄包车夫打听线索。

一干侦查员随即赶到苏州市公安局，通过市局联系人力车公会，调查昨天上午九点多在观前街“余兴隆”门前上三轮车或黄包车的客人。

这项调查进行了整整六个小时，晚上七点，最后一个车组的信息反馈上来了，结果出乎大家的意料——竟然没有哪辆车拉过那样的乘客！

七、生擒“”

7月日，市局法医用从香港空运来的最新化学试剂对丁大有的血液再次进行检验，终于确认系中毒身亡。当天，专案一组在苏州的侦查员已回到上海，“”专案组组长王范下令，专案二组全体侦查员立即从南京赴沪。

当晚九点，两个组的侦查员全部到位，随即召开案情分析会，会上决定，专案一组继续负责上海这边的调查，专案二组放弃在南京的调查，全组赶赴苏州查摸那个“眼镜男”的线索。

7月日，丁家大殓。专案一组自组长徐三友以下，一干侦查员全部前往丁宅，不是为丁大有送行，而是向其亲朋好友了解情况。这已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明显有撞运气的意思，不过，这个运气竟然真让一组给撞着了——丁大有以前一个叫彭葆真的同事说，7月日午后他曾遇到过丁大有！

这就怪了。7月日午前丁大有拎着苏州土特产回家时对家人说过，他前一天上午就去了苏州，彭葆真怎么会在日午后看到他呢？侦查员的第一反应是时间有误，盯着彭葆真追问。对方说没错，就是7月日午后一时许，地点是长宁区延安西路路口的“宝固五金机电旧货行”。

彭葆真四十挂零，系交通大学实验室技工，跟丁大有曾是同事，以前丁大有在交大上班时，两人关系很好，称兄道弟，互相知道底细。丁大有离开交大去戏院工作后，两人还经常来往，偶尔还在外面喝点儿小酒。彭葆真记得，上一次跟丁大有见面是今年5月下旬梅雨时节，那天他去黄浦区办事，顺便到丁大有供职的戏院看望，两人的午餐是在戏院附近的“老半斋”吃的，因为下午都还要上班，没怎么喝酒。在他印象中，那时丁大有一切均正常。

7月日上午，彭葆真受学校指派，前往北站附近的虬江路旧货市场，淘一些从外国废电机上拆下的线圈，供学生实验使用。他在市场转了小半天，没看到合适的。返回途中，在淮海中路吃了一碗冷面，突然想起长宁区延安西路路口有一家“宝固五金机电旧货行”，以前他也去淘过旧货，现在何不再去瞧瞧？

他和丁大有就是在那家旧货行遇见的。当时他正在电机类的旧货架间转来转去，忽然旁边来了一个人，初时也没注意，擦肩而过时，意外发现竟是丁大有。对方显然刚喝过老酒，而且还喝了不少，呼吸粗重，酒气熏人。丁大有也认出了彭葆真，可不知怎么的，彭觉得丁大有的神情似乎有些怪异，既意外又吃惊，还有些许惊慌。彭葆真问他来淘什么东西，丁大有稍一愣怔，回答说戏院里的电风扇电机声音太响，可能要调换线圈，想来淘淘旧货。彭葆真提议去附近公园坐坐，喝杯凉茶，聊聊天。丁大有说改日吧，他是和别人一起出来的，路过这里，顺便进来看看。说着，便匆匆离开了。

当时彭葆真就觉得丁大有似乎有些反常，而且前言不搭后语，前面说是来淘旧电机的，后面又说路过，顺便进来看看。不过，也没再往其他方面想。不料，第二天他在交大上班时，接到了丁家打来的报丧电话。这样一来，彭葆真就不得不把丁的猝死跟前一天的反常联系起来。当晚，他匆匆赶到丁宅去吊唁，问了问，丁的家人告诉他，法医判断是心脏隐疾。他当然是相信法医的，那也就无话可说了。

本案破获后，徐三友在讯问罗胜冠时，罗交代的情况印证了彭葆真的说法。7月日那天中午，罗胜冠和另一特务陪丁大有午餐，回来时经过那家旧货行，丁大有说进去看看，这家旧货行里可能有拼装放映机用的零部件。罗胜冠自无二话，不过旧货行里边又闷又热，他和另一特务也就不进去了，站在路边树荫下等候。原以为丁大有要待一阵才回来，哪知三五分钟他就出来了，说没有合适的货。

由此看来，罗胜冠并不知晓丁大有遇见了彭葆真。否则的话，以罗胜冠的谨慎，彭葆真也是性命难保。

当下，徐三友等人跟彭葆真聊下来，终于意识到丁大有根本没去苏州，而是一直在上海。这个情况对于此案来说非常重要，专案组据此判断，既然丁大有在上海装配电影放映机，那么“”培训特工的地点肯定也在上海，于是抓住这条线索立即进行追查。

侦查员首先前往长宁区的“宝固五金机电旧货行”，了解7月日彭葆真是否来淘过旧货。店方一查发票存根，确有“交通大学”购买旧线圈的记录。问是否有丁大有那样一个男子来淘过旧货，店方说这个就说不好了，每天来淘旧货的人至少有几十个，谁去注意呢？再查发票存根，也无甚发现。

根据预先拟定的计划，十名侦查员分成五拨，每拨两人，分头到附近的饭馆查访7月日中午是否有貌似丁大有那样的一个男子在该店用餐。这样查其实是比较费事的。长宁区的这个地段，每家饭馆的午市虽然不至于都是顾客盈门，但上座率通常都不会低于一半，跑堂都在忙碌，不可能留意到每一个顾客。好在丁大有这人比较好认，肤色极白，头发极黑，两下互相映衬，就有点儿显眼了。不过，这样的特征还是太过模糊，五拨侦查员一圈查下来，竟然查到三家饭馆都有类似的客人。

又是一番折腾，到下午五点，终于锁定了那三家饭馆中的一个——“大富饭馆”。之所以锁定这家饭馆，是因为几乎所有的跑堂都说曾看到这样一个顾客。不是他们的记性好，而是因为丁大有不止一天来这里用餐，在之前的7月日也曾去过，而且午市晚市都去了，7月日的晚饭也是在那里吃的。每次都是三个人，每顿都要上五六个菜以及啤酒、白酒。

该饭馆结束晚市营业后，侦查员把跑堂和账房先生召拢过来，询问他们是否留意到丁大有等三主顾在用餐时说了些什么。遗憾的是，谁也说不上这方面的内容。

当晚，专案一组决定，连夜跟“大富饭馆”联系，次日起张贴“内部整修，暂停营业三天”的告示，全店凡见过丁大有等三个主顾的跑堂连同账房先生，均由穿便衣的侦查员陪着在附近转悠，希望能遇见那几个主顾。至于饭馆停止营业的损失，则由税务局扣除一定比例的税款作为补偿。这当然需要警方跟税务局协调了，当时讲究“公对公”，这种情况即使没有先例，两家之间一商量，基本也没什么问题，无须多费口舌。

与此同时，专案二组在苏州的访查也有了收获。他们研究下来，认为唯一能抓的线头就是“眼镜男”离开“余兴隆”使用的交通工具了。起初，他们跟专案一组一样，也认为是黄包车、三轮车，生怕一组查得不细，把一组走过的路又趟了一遍，毫无收获。继而扩大调查范围，把汽车、马车和自行车也算了进来。马车曾是旧时苏南地区包括上海一带常见的公私交通工具，沪宁沿线几个城市的马路上均有公共马车载客，后来随着汽车、自行车的普及，马车也就相应退出，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见得到，以南京居多，上海、苏州要少一些。正是因此，专案一组的上海侦查员忽略了马车的问题，而专案二组的南京侦查员因为天天见到，所以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马车。

本案发生时，苏州还有二十来辆从事公共交通运输的马车。二组本着先易后难的路数，先从这些马车查起。这一查，竟然就查到了线索——

有个姓宁的马车夫说，他曾于7月日八点多在“余兴隆”门口载过一个“眼镜男”，此人拎着一个沉甸甸的纸板箱，说要赶火车，让走快些。跟宁某谈话的是二组组长路惕升和侦查员钱春白，这二位都是老手了，拉家常似的又跟宁某往下聊，结果聊出了一个细节。宁某说，那天上午，他刚拉了个乘客到观前街。根据以往的经验，观前街必有主顾叫车，于是他就把马车停在“余兴隆”斜对面的一棵大树下等候。其间，他看见“眼镜男”乘一辆三轮车到“余兴隆”门口下车，当时此人并没戴眼镜。本来，他对这个情景也是留不下什么印象的。可是，那男子把三轮车打发走后，从口袋里掏出眼镜盒子，取出眼镜架在鼻梁上。他就觉得这个男子似乎有点儿奇怪，不过，这念头也就是一闪而过，要紧的是拉客。他断定对方是入内购物的，既然乘三轮车来，自然也会乘车离开。宁某赶紧把马车赶到“余兴隆”门口停下，专等对方出来后叫车。后来的情况果然如此。

路惕升大喜过望，安排侦查员再去人力车公会，请他们协助寻找把那个不戴眼镜的“眼镜男”拉到“余兴隆”的三轮车夫。

这一查，很快就有了结果。那个三轮车夫姓牟，长着一张看上去有点儿迷糊样的脸，可能脑子也有点儿迷糊，尽管之前警方已通过人力车公会调查过两次，但他脑子里想的是“眼镜”，却没去想“余兴隆”，因此什么也回忆不起来。这回，侦查员找到他，不跟他说眼镜了，他就想起来了。他说那个男子是在钱家巷口上的车，显见得是住在那条巷子里的。

二组顺藤摸瓜往下查，7月日晚，将住在该巷的“眼镜男”许述卓拿下。许犯供述了一应情况，7月日那天，他乘坐火车到沪后，随即叫了辆出租汽车，把那箱土特产直接送往长宁区凯旋路“德胜咖啡店”门口，那是上海发来的加急电报中指定的地点。他只在那里等候了两三分钟，就来了一个男子，对上了暗号，把纸板箱拿走了。

二组组长路惕升当即赴沪。王范听取汇报后，下令一组派员前往江西路市电报局，找到7月日夜间拍往苏州的那份加急电报的底稿。底稿上留下的发信人的姓名、住址都是假的，不过，查到这一步，离目标彻底暴露也就不远了。

专案人员盯着长宁区延安西路至凯旋路之间的那个区域进行调查，次日，终于发现了“第三组”组长罗胜冠的踪迹。鉴于尚需捉拿“”，专案组便把二十名侦查员全都拉了出来，对罗胜冠进行全方位监视。

年8月1日晚，罗胜冠突然前往上海北站。专案组立即全体出动，在罗胜冠刚刚和从广州抵沪的“”接上头时，将二人同时抓获。罗胜冠被捕后，供出了其主持的“第三组”其他六名特务（他不知许述卓已落网）。当晚，这些分布于数地的特务全部被警方抓获。“”（真名倪川泓）也供认了自己的身份和特务使命，并交代了在广州接应、掩护他的特务的情况。

年月中旬，“第三组”七名特务分别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在这之前，代号“”的“心战专家”倪川泓被押解北京，另行处理。

（全文完）

文/东方明